西安城墙上玉祥门的由来，没有此人，西安可能早就变成一片废墟了
西安城墙始建于明朝朱元璋时期，朱元璋在推倒元朝，统一中国后，继续深入贯彻“高筑墙，广积粮，缓称王”的政策，命令全国各地州府修筑城墙。
西安的明城墙也是在这一时期，在唐城墙的基础之上，继续加高加宽修筑而成，后又在明穆宗时期，在土城墙的外围面和顶面加上了青砖，这才有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西安城墙的雏形。
西安城墙一开始只有四座正门，分别是东门：长乐门、南门：永宁门、西门：安定门、北门：安远门。后期或是为了方便行人的出入，或是因战争出现豁口，或是为了展示唐城墙的遗址而新开，或是为了纪念伟人而新开，至今已新开城门十四座，总计十八座。
在这十八座城门中，有一个城门的名字非常特别，那就是处于西门北边的玉祥门，他是十八座城门中唯二的以人名而命名的，另一个是位于东城墙上的中山门。
孙中山作为民族英雄，我们的国父，为了纪念他，在西安城墙上以他的名字命名城门，无可厚非。那冯玉祥又有什么样的卓越贡献，让西安人名在城墙上以他的名字命名一座城门呢？没有他，西安可能早就变成一片废墟了。
1926年，蒋介石在广州国民政府下令，再次开始北伐，但是遇到了吴佩孚、孙传芳和张作霖的联合攻击，北伐惨遭失败，时任国民二军的军长岳维峻奉命带领部队向河南方向进攻，由于其“白痴”般的军事指挥才能，导致拥有近十万人的国民二军几乎全军覆没。
打败岳维峻的是河南军阀刘镇华，刘振华本是土匪出身，在积累了一定军事资本后，投靠了袁世凯，袁世凯死后，又投靠了段祺瑞，还被段祺瑞任命为陕西省长。
刘镇华进入陕西后，勒民种烟、勾结土匪、纵兵殃民、摧残教育、滥发纸币，导致陕西人民苦不堪言。第二次直奉战争中，刘镇华兵败后，遭到杨虎城等人的坚决抵制，这才离开陕西。
这次侥幸打败国民二军，让刘镇华看到了重新入主陕西的希望，于是他发挥土匪本色，打出“攻占西安，抢夺西安城中的物资、钱财、粮食、女人”的旗号，乱世之中，人人都想发笔横财，因此响应者众多，不多久便拉起了一支十万余人的队伍，号称镇嵩军。
1926年4月，刘镇华的部队到达了西安外围，眼看就要渡过灞河，直逼西安城下，城中百姓十分惶恐。当时镇守西安的是国民二军第十师师长李虎臣，其手下军队只有不到五千人。
见此情景，李虎臣立刻给驻扎在附近的国民三军第三师师长杨虎城发求援电报，并表示：“杨虎城来，我守。杨虎城不来，我走。”
接到电报后，杨虎城没有一丝犹豫，便率领本部五千余人立刻进入西安，与李虎臣联手准备抵抗刘镇华，后来史称“二虎守长安”。两部军马加起来刚刚一万，与刘镇华的十万军队相比，差距甚大，因此二人决定只可坚守，不可强攻。
刘镇华围攻西安后，遭到了二虎的强烈抵抗，一时难以攻下。此时刘镇华再次发挥了他的土匪本色，他强征民夫，在西安城周围挖了一条深沟，断绝城内与外界的联系。并且强守了城外农田中刚刚成熟的麦子，并下令放火焚烧了割不掉的6600余公顷麦田。
长期的围困，导致西安城内粮食出现了极度短缺，守军甚至宰杀战马充饥，居民群众则挖野菜，摘树叶，剥树皮，以致吃光了油渣、皮鞋、皮带、糠皮等物。10月中旬以后，城内每日饿死者达数百人，到临近解围时，每日饿死者竟超过千人。
1926年9月，在苏联考察学习的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，在李大钊、于右任等人的劝说沟通下，紧急回国，组织国民军向刘镇华发起攻击，解围西安。
冯玉祥命令驻扎在甘肃平凉的老部下孙良诚为先头部队，火速奔赴西安，孙良诚到达西安时已是十月下旬，当时天气已经变冷，但他仍身先士卒，带头强渡冰冷刺骨的渭水。虽然很多人在强渡渭水的过程中被打死冻伤，但是他们依然不为所惧，过河后很快就和镇嵩军展开了战斗，高昂的士气让镇嵩军开始了败退。
冯玉祥在内蒙整顿国民一军部队后，也马不停蹄地赶往西安，同年十一月，各路人马齐聚西安城外，对刘镇华形成包围之势，然后一鼓作气，一举击溃了刘镇华。
自此西安解围，此次西安被围，从四月到十一月，历时八个多月，西安人民吃尽苦头，被饿死者达五万余人，占当时城内总人口的四分之一。
西安解围后，为了纪念冯玉祥的功绩，西安人民在被战火炸开的西安城墙上新修了一座城门，取名为“玉祥门”。
孙良诚虽在解围西安的过程中，第一个到达，并作战英勇，建有不小的功绩，奈何其在抗日战争时期，投靠了汪精卫伪政府。日本投降后，他又投靠了蒋介石政府，并在淮海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，最终在监狱病死。
一个不慎的抉择，导致其解围西安之功化为乌有，并成为历史的罪人，中国人民的罪人。
当然，李虎臣和杨虎城二虎的功绩，也应当被西安人民牢记，虽然他二人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西安哪座城门上，但应铭记在西安人民的心中。如果不是他们的坚守，刘镇华进入西安城，可能就会如东汉末年时期，李傕郭汜进入长安那样，导致长安生灵涂炭，甚至是灰飞烟灭，民不聊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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