影评 I 深度解读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

影评 I 深度解读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

《我不是药神》

让道德温情照亮社会现实

——评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

文牧野的《我不是药神》取材于真实事件，讲述了追求生命而生命毁灭的悲剧与救赎。影片以现实主义的叙事手法，展现了假药贩与办案者、慢粒白血病人与医药代表之间情与法、病与药的矛盾冲突，并对这些叙事冲突给予了人情化的关照。法国纪实电影之父巴赞认为:电影是现实的“渐近线”，它不断地向现实接近，永远依附于现实。因此，影片与其说是关于小人物成长蜕变的故事，不如说它巧妙地对世纪之初某些社会困境进行了症候式呈现。这种呈现，既体现了导演的现实化追求，也上升为大众对社会的理性思考。影片最终以一种合情合法的方式，用宽容与善意为这些社会困境开了“一剂良药”。

黑色幽默下的悲剧困境

影片以一种黑色幽默的方式缓缓展开：杂乱的房屋与街道，主人公程勇蓬头垢面，行为粗鄙，乍看之下满是戏谑。之后，程勇为赚钱去印度代药，和卖药之人讨价还价，随口爆脏话的情节以及刘牧师被逼着用英语和印度卖药公司交涉，和程勇一起喝酒、数钱等情节无不充满了黑色幽默色彩，那些看似幽默、戏谑的情节，往往流露出的是影片主人公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困顿与无奈，他们在穷与病、利与义、情与法的困境中苦苦挣扎，一步步走向毁灭。《我不是药神》演绎的是平凡人生的生命悲剧，揭示的是人的种种悲剧困境。

穷与病的命运困境

影片中张院士曾说过一句话：世界上只有一种病——穷病，谁也没法治。这句话看似残忍，实则是人命运困境的真实写照。《我不是药神》中的黄毛、吕受益以及其他慢粒白血病患者，他们必须不间断地服用格列宁，一旦停用，生命即刻便会受到威胁，然而他们的家庭条件无以支撑高昂的费用。他们便在这穷与病的困境中苦苦挣扎，企图与命运进行抗争：吕受益卑微地乞求程勇为病人代药，他的太太向程勇下跪；黄毛为了治病而抢药，他们竭尽全力地去抗争，希望能摆脱在病痛中死亡的命运。然而在病痛的折磨中，他们的精神力量和生命力都无可避免地遭到了摧残，生命以不同的形式一步步走向毁灭，最终仍没能摆脱命运的桎梏。程勇所身陷的道德困境实则是与其人性本善的内心搏斗。在影片中，没有绝对的恶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善人，即使恶劣如张院士，他也选择在最后关头没有供出程勇，这种来自平凡人内心深处的冲突与选择，更能揭示出悲剧对于人性的考验，以及人性在悲剧困境中的超越。

利与义的道德困境

《我不是药神》通过小人物的内心搏斗揭示出悲剧的深沉意义和崇高性。影片通过程勇在利与义的道德困境中的挣扎、搏斗揭示了悲剧意义的崇高性。程勇的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内心激烈的搏斗。程勇卖药开始只为利，随着他对病人的情感体验的深刻，他便陷入了“义”这一道德困境中。在第一次的选择中，程勇选择了利，放弃代药保全自己，吕受益也因之走投无路而自杀。在目睹吕受益与黄毛的遭遇之后，程勇选择了直面人生，继续代药。影片中这种道德困境一直与故事情节交织前进，推动着人性的展开，成就了影片的情感张力和悲剧冲突，人自身的这种善的冲突充分体现了悲剧的崇高性。在影片中，没有绝对的恶人，也没有绝对的善人，即使恶劣如张院士，他也选择在最后关头没有供出程勇，这种来自平凡人内心深处的冲突与选择，更能揭示出悲剧对于人性的考验，以及人性在悲剧困境中的超越。

情与愿违的法律困境

法律具有刚性和至高无上的权威性，能够免除人的私欲性，但法律与人情常常会出现悖论、冲突。影片《我不是药神》程勇低价甚至亏本为病人代购格列宁，既是救人的义举，却也犯了走私罪和贩卖假药罪，两者之间，程勇选择了“情”。警察抓程勇时，一位患病的老奶奶恳请法律能够网开一面，此乃乎“情”。警察曹斌面对众多病人的恳求，于心不忍，在“情、法”之间备受拷问，情与法的冲突被推到了极致。最终法战胜了情，程勇被判入狱。“法”困住了程勇，却也呈现出了程勇内心世界的崇高。影片之所以深刻就在于，它揭露了现实生活的种种悲剧困境，深度刻画了悲剧主人公内心的矛盾斗争，不仅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广度，也没有放弃挖掘人类灵魂的深度。随着影片的进展，人物在困境中不断突围、人性也不断得到考验和救赎。

人物形象的成功塑造

“超级英雄”程勇

《我不是药神》的主人公程勇，是一个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，小到不能再小的一个市井的小民。电影中给主人公设置了三个形象：第一个中年油腻家暴男，从出场造型设计来看，发型蓬乱，满脸油腻，披着衣服玩着游戏，没钱交房租，给父亲交养老院的钱，与前妻争夺孩子抚养权动手打妻子。电影中，程勇就是一个缺点无数，身材肥胖，性格急躁，家庭暴力倾向，以谋利为生的中年油腻大叔，影片中第一个段落仅仅用了大约15分钟的时间，就把程勇这个中年油腻家暴男的形象给立了起来，同时必须解决当前问题，父亲做手术需要现金，前妻要带孩子出国，交代了人物目前的处境，为后续情节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第二个形象就是土豪暴发户，通过吕受益的介绍以及家庭面临的困境，程勇开始走私印度药品。经过一系列的沟通，程勇成为中国的代理商。一瞬间，源源不断地卖药收入让他越来越有钱，他不再是躲着房租不交的小老板了，一跃成为了有钱人。电影中塑造这个暴发户形象是通过在夜店里发生的故事。一行人去夜店进行“团建”的时候，因为刘思慧，拿钱让夜店中的男经理跳钢管舞，那一刻他是为了刘思慧，把钱扔出去，既表现他的土豪本质，也激发他内心的朋友义气。

第三个形象就是“药神”，在剧情中，一开始他因为父亲做手术没钱，开始打算冒着生命危险走私药品，目的只有一个“挣钱”，一句经典台词“命就是钱”，为了自己命把代理权转让张长林，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商人形象。当吕受益的妻子再次找到程勇时，他看到吕受益内心情感发生变化，尤其是吕受益自杀给他的心理带来巨大冲击，他决定重操旧业，继续买药。这一次他不再唯利是图，为了钱去卖药，而是真正地为别人去做，表现在充实善良的本性，无论这件事情是否违法，只要能救人就可以，甚至不惜用自己的钱弥补药品的价格也要帮助病人，在被警察抓住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也是让那些病人先跑，自己留下。这样的程勇是一个有血有肉、有担当的英雄形象。吕受益、黄毛的死，改变了他的性格，让他感受到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价值。

为爱而生，为爱而死的吕受益

吕受益，他是一名白血病患者，第一次出场时镜头对准他一层一层地把口罩摘掉的细节，让观众感受到他的自我保护欲。他在生活中是非常乐观的，有着强烈的求生欲，因为儿子的出生，渴望着生命的延续。在吕受益家中，他这样对程勇说：“我刚查出来的时候，他妈妈才怀他五个月，我那时候天天想死，结果，他一出生，我第一眼看到他就不想死了，就想听他叫声爸爸”。特写镜头下，吕受益的脸上是满满的幸福。孩子就是生命的延续，所以吕受益一直在想办法活着，他爱他的妻子，他爱他的儿子。他想要活着，但他又是胆小的，他不敢走私药品，所以他才找到程勇。影片通过两个象征人物性格特点的道具来塑造吕受益的人物形象，一个是口罩，一个是橘子。

片中，吕受益第一次出场镜头：他是一个身材高大但有些佝偻，面容长相清秀时时带着微笑，但是看着面黄肌瘦，自己戴着三层口罩。生活中，我们都知道白血病人最害怕的就是外界细菌感染，所以病人一般都是要戴着口罩的。他一层一层摘掉口罩的动作，说明他很想通过程勇完成自己生命的延续，一般生病的人都戴一层口罩，他戴三层口罩，表现他强烈的求生欲，为了一声“爸爸”，为了贤惠的妻子，他努力地活着，他此时此刻是很乐观的。

橘子，片中的另一个重要道具。在影片中一共出现过三次，也都是和吕受益有关的，第一次主动给程勇，台词是“吃个橘子吧”。这时，给程勇吃橘子明显存在着讨好的意思，有事求人，希望吕受益帮忙，让自己能够活下去。因为本身患病的原因，高价格进口药带来的各种花销，家里条件表现出这也是他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礼物了。第二次给程勇吃橘子是很有礼貌地感谢程勇来看他，虽然程勇“抛弃”他，他还是很客气地招呼着。当听到他自杀的消息程勇来看他，一种礼仪的表现也是聊表心意的存在。第三次是黄毛自己吃橘子，表现出对吕受益的怀念。病人生病是需要多补充维生素C的，橘子比药要便宜很多，也是病人的希望。橘子，这个道具具有隐喻的作用，他象征着吕受益的生命的延续，代表着他想要活下去的希望，橘子的颜色是黄色的，给人暖暖的，也代表着希望。虽然好吃，酸中带甜，但如果在剥皮时若一不小心把汁水溅到眼睛里，也是会让人哭的。“吃个橘子吧”，或许就是吕受益的所有了。

有情有义的黄毛

黄毛，真名叫彭浩，不爱说话，性格孤僻，是一个热心肠的二十多岁的青年。在电影中台词不多，却是一个有性格特色的角色。一出场就是一个“杀马特”的人物造型，染成黄色的爆炸头，看似像一个小混混，来自农村，因为自己患病，不想拖累家里人跑到城市里。从影片中多处细节的刻画，黄毛是一个坚守良知的人物形象，他一出场，一句台词都没有，他从吕受益手里抢药，拿到药之后，他把偷来的药大部分分给住在一起的病友，从这个细节的刻画上他是不善言谈、内心很善良的孩子；在大闹假药贩子的那场戏里，程勇等人看到刘牧师被张长林扇耳光时，正在观望犹豫之时。结果彭浩第一个踏过所有桌子，直接一脚踹飞了张长林。这一幕，堪称彭浩侠气爆棚的最佳镜头，他把这一群人当成了一家人。

最后一场戏，当他上厕所发现警察时，他第一时间的想法是替程勇顶罪，他故意支开程勇自己开车离开，逃出警察的围堵时，露出一个灿烂的微笑，最后死于车祸。他是一个小人物，没有太多台词，用眼神传递着太多的情绪。他是一个单纯的孩子，影片中两处是这样表现的，第一处是第一次大家分钱的场面，他还清账，准备离开时，程勇给他发工资和药时，他好不容易开口的那句“勇哥”，第二处是三人斗地主的场面，作为农村来的孩子，很单纯，不太懂一些游戏规则，他一次一次炸掉同是农民的程勇。影片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细节：吃橘子，剪头发，火车票，都把这个小人物的形象刻画得很真实，赚足了观众的眼泪。

情与法的冲突与协调

如果说《药神》对真实事件的改写、真假抗癌药的呈现只是为了让影片达到艺术上的高度，那么它所表现的情法挣扎就是将影片上升为现实高度的最好体现。影片中，不论是普通大众还是精英警察，皆面临着情与法的抉择问题，这也是人性之中不可回避的问题，两者的冲突与协调，也体现了一种人性的善良与法律的温情。

情法冲突中凸显人性的善良

曹斌作为专案组的组长，一开始是秉公执法的，因此他面对医药代表的报案，回应道:“贩售假药伤天害理，我义不容辞。”他履行着人民警察应尽的职责，不放过一丝线索。但是，随着调查的深入，他发现情况远比自己想象的复杂，于是“法大于情”的职业警觉开始慢慢动摇。初次动摇是当他出警抓捕了众多有假药的病人时，阿婆在审讯室的一番话直戳人心:“谁家能不遇上个病人，你就能保证你这一辈子不生病吗?你们把他抓走了，我们都得等死。”他因此释放了所有病人，体现了人性的善良。

再次动摇是在一次追捕行动中让彭浩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时，他不愿让自己内心再受审判，于是选择退出办案。他的最终选择，其实也是一种法与情在现实社会中难以两全的症候式呈现。《药神》的出彩，在于他没有回避这种情法挣扎，相反是进行了细致的呈现，这无疑体现了作品的“人民性”特征。

此外，程勇作为一名假药贩，剧情推进也让他在情与法的选择上发生了变化。一开始的程勇，知道贩药属于违法行为，因此小心谨慎，不敢给外省供药。当他受到张长林的威胁后，不顾合伙人反对解散了“治愈小分队”，在情和法的挣扎中最终遵从了后者。随着剧情发展，病情恶化的吕受益悄然离世，程勇因为恻隐之心决定重新贩药。毕竟法律是约束公民行为的高压线，因此，程勇在召集各医院群主时说了一句:“大家不要声张，体谅一下，我不想坐牢。”但当彭浩以死为之顶罪后，他对法律仅存的一丝顾虑全都烟消云散了，并不惜以每瓶亏损1500元的价格将药推广至全国。最终，他实现了从市井小人向平民英雄的过渡。当然，程勇的这种情法挣扎也可从本身的人格化冲突中得以印证。程勇最后毅然选择以贩卖假药实现自我的救赎，实际上也是一种人性、人情回归的象征。“药神”程勇的出现，也是彭浩精神新生的一种象征，使其实现了自我的成长蜕变。由此可见，影片通过曹斌和程勇两人的情法冲突，症候式地呈现了现实中情感与法律的复杂性，从而为推动两者的协调与共语提供了思考与可能。

情法冲突中彰显法律的温情

如果《药神》只是将情法冲突进行了艺术化呈现，那么可以说这部影片的叙事不是成功的，至少可以说是不完整的。因此，导演在最后的叙事情节中，体现了一种法律的温情，极具现实意义。根据我国法律规定，走私药物属于违法行为，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。虽然，程勇最后以一种崇高式的自我牺牲受到了法律的审判，但法律在影片中并不是冰冷的“刑架”，而是体现出一种道德化的温情。法院在最终的判决中没有忽视程勇为救治病人所发挥的积极作用，“对程勇帮助病人购买违禁药物的行为，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”，因此，程勇获得减刑并提前释放。同时，在程勇被押往监狱的途中，执行任务的警察的一个细节也成了道德温情的最好诠释。当病人们摘下口罩在“十里长街”为程勇送行时，坐在副驾的警察说了一句:“开慢一点”，简短四个字，将法的温暖呈现得淋漓尽致。这一细节，既是对程勇这一善行的最好肯定，也表达了一种对“药神”离去的不舍。虽然法律是至高无上的，但不代表法律不会与时俱进，也不代表法律会忽视伦理道德，《药神》推动法律的修订以及前几年“于欢案”的判决就是法律与时俱进、尊重伦理道德的最好例证。由此可见，“抗癌药进医保”“病有所医”不仅仅是一种大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景，更是一种现实温情医疗的镜像呈现。

《药神》通过对现实的改写、真假药博弈、情法冲突的戏剧性呈现，表达了导演对现实的人文关怀以及对现实的反思和希冀，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立法与医疗体制改革，极具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。影片中关于“医药问题”的症候式呈现，既是作为一名现实主义导演不可或缺的对现实的客观态度，也是社会在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中不容回避的问题。虽然，影片讲述的是世纪之初我国医疗环境的一些痛处，但对人的生存以及社会发展问题的思考，远远超出影片的时间限度。因此，《药神》也成为我国现实题材电影中的经典之作。